凱西的快樂天堂

偶然間在網路上看到這篇文章，

驚覺感觸良多~

因為我們也是個「泛」、「假性」單親家庭~

在現代社會中，已經「少子化」了，再加上「泛單親」，

身為父母親的我們和孩子是不是都比上一代還要辛苦呢~

少子化->想給予孩子更多更好的生活條件->父母與孩子必須分隔兩地

->親子間的互動從實際的接觸、擁抱變成虛擬的世界(透過視訊、skype)

->影響孩子的身心靈健全發展~

->孩子長大了，與父母感情淡薄~

是不是覺得有點諷刺呢~應該說心酸吧~

這也是現代父母說不出口的苦衷!

解決之道在於靠父母親的智慧，

如何在現實時間有限的條件下，

給予孩子一個更高品質的親子相處之道~

作者：賓靜蓀　 出處：親子天下22期

家，變了 

走進任何一間教室，會發現孩子每天回去的家，已經很不一樣： 
雙薪、單親、分偶、台商、祖孫、新住民……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 
讓媽媽不在家、爸爸不見了，連「一家人住在一起」都成奢望？ 
 

「本來是一家人，小二時，因為生意失敗，爸爸外遇，所以和媽媽離婚，我們小孩都跟媽媽住。媽媽每天上班，我們一天到晚都跟媽媽說要繳東繳西，這樣的感受真的很不好……真的超羨慕那些有爸爸也有媽媽的家庭，真希望爸爸也能回來，也希望時光倒流到我國小二年級前。」 

「我的家跟別人有很多的不同，我媽媽是越南人，她常說要不是有了我，早就回家鄉去了。小時候不太敢、也不太常說自己是混血兒，現在的我很高興自己是混血兒，因為這樣我比別人特別一點點……」 

「在我的印象裡，我的家庭就是吵吵鬧鬧而已，雖然有歡樂，但都是短暫……父母雖沒離婚，但媽媽卻沒和我們一起住，小時候常想，別人在最需要父母陪伴時都有，而我只能選擇一方。到現在也已經習慣沒有母親的存在了，有很多祕密都不敢說……」 

這是三位彰化縣同一班國一學生書寫的「我的家庭」，具體而微的呈現二十一世紀台灣家庭的面貌。 

走進任何一間中小學教室，會發現孩子每天回去的家，已經和過去很不一樣：雙薪、單親、分偶、台商、祖孫、新住民……等各種形式。分配比例依城鄉所在或有不同，相似的是，許多家庭已經不再「幸福美滿又安康」。 

拋開所有少子化、高齡化的討論，聚焦到有十八歲以下子女的家庭，會發現台灣的家庭，發生量變和質變。家，變得愈來愈脆弱、孤單。 

1.每三個家庭，就有一個是「泛單親」家庭 
根據統計，台灣離婚率亞洲第一高，二○○九年為千分之二．五。二○○九年離婚對數五萬七千對，是同年結婚對數（十一萬六千對）的一半。家有十八歲以下小孩，因離婚、喪偶造成的實質單親家庭約三十二萬戶，約佔一成。明顯增加的，是其中四成二和爸爸同住的「單爸家庭」。 

在失婚或喪偶的打擊下，單親爸媽努力收拾生命的殘局，為自己和孩子撐起一個家，最怕的是突然的變故。「每天在工作、趕回家陪孩子之間衝來衝去，但不知道要衝去哪裡。失去心裡的依靠，沒人能分擔，沒有生病、不想工作的權利，也不確定自己做得對不對，」單媽陳曉芠（化名）對國一的女兒經常必須一個人在家很愧疚，但又別無他法，情緒和壓力常讓她覺得自己「磁碟已滿」。 

好面子、不願開口求助的單爸，更容易獨自承受多重壓力。根據中華單親家庭互助協會二○○五年的統計資料，台北市自殺死亡者中八成是單親，單爸就佔五成四。五年級的單爸周睿麒是迪化街的布商，妻子過世後帶著三個女兒回去和爸媽同住。他觀察，最可憐的是沒有支援系統的單爸，「沒錢就去跟銀行借，變成卡奴。有的沒責任，酗酒吸毒，連孩子都放著自生自滅。」他甚至看過一個三歲半的小孩，「已經懂得到隔壁家去找吃的，自己還會去泡ㄋㄟㄋㄟ。」 

假性單親，日益增加的新族群 
因為工作造成的「假性單親族群」：台商父母、島內的通勤婚姻，也隨著全球化、科技化的興起，成為日益增加的新族群。 

工作與家庭的衝突，讓一家人住在一起變成奢望。孩子擁有雙親，但實際生活上卻只有爸爸或媽媽，單親一方要承擔雙親的照顧和教養責任。 

王韻琳（化名）一家四口曾經分住四地。她在台北工作、老公在大陸創業、大女兒在高雄婆家、小女兒在板橋娘家。曾經，王韻琳因為沒有安全感、期許自己努力工作賺錢，她平常「賣力工作，忘了有家」，週五再搭飛機衝到高雄、爭取和女兒相處的時間。女兒小一前顛沛流離、經常生病。和長輩的教育觀有差距，但也不能對女兒整天只看「夜市人生」有太多意見。小一後接女兒回台北，又不得不交給安親班，「安親班老師都比我了解她，我和老大有莫名的距離，」短髮俐落的王韻琳幽幽的回憶。 

直到她自己生了一場病，住院十幾天，老公在第三天趕回來，她深深感覺家的重要，「人在脆弱的時候最需要家人。」而且，親眼看見一位成功的醫界大老慨嘆，此生最大遺憾是「跟小孩沒話講」。王韻琳開始警惕，「要花時間好好經營自己的家，家人不能分開太久。」 

現在，三十六歲的她辭去工作、赴中國協助老公，兩個孩子先請娘家照顧，「先試三個月看看，」她決定後其實如釋重負。雖然未來還是充滿不確定，但「全家人在一起」的希望卻愈來愈堅定。 

王韻琳的家，集所有「泛」單親之大成：台商、分偶、假性單親。愈來愈多的台灣家庭，像她家一樣，不得不分居各地。根據中研院「台灣社會變遷全紀錄」對人口與家庭的調查顯示，「與配偶不同住」的比例逐年升高。二○○五年已近三成五，其中因為工作關係分住兩地的比例最高，佔二六％。 

分偶家庭、假日父母獨步全球 
分偶風吹向各行各業，連一向最穩定的老師家庭也不例外。學校因少子化減班，正職老師們不敢、也不能請調別的縣市。機會少之外，也不想到新校被教師會邊緣化，成為第一個「被超額」的人。流浪教師更是跟著代課老師的缺額跑。 

即使父母並未分居兩地，但因為工時長，保姆費用和薪資相比，相對昂貴，社區又缺乏優質而平價的公共托育設施，於是出現一群獨步全球的「假日父母」。行政院主計處二○○六年「婦女婚育與就業狀況調查」顯示，未滿三歲的孩童二成六給（外）祖父母及親屬帶，交給保姆的僅約一成，其中又約有二○％是二十四小時托育。換句話說，將近三成未滿三歲的幼兒，是在遠離父母的狀況下長大的。 

這些孩子從週一到週五和阿公阿嬤或保姆住在一起，父母只在週末才出現。很多孩子是上幼稚園或小學，才回到自己家與爸媽「團聚」。假日父母要面對自己的罪惡感或擔心親子感情疏離；孩子則要提早面對分離焦慮、適應不同的教養方式，親子關係需要更多時間磨合。 

根據勞委會統計，過去三十年，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增加了一○％，其中二十五～四十四歲適齡生育婦女的勞參率更高達七六．五％。未來女性撐起就業市場的態勢會愈來愈明顯，這意味著雙薪家庭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。過去在家「暖灶」、成為家中穩定力量的家庭主婦，走出廚房，開始有自己的天空。 

2.媽媽不在家：工作家庭兩頭燒，經濟家務一 肩挑 
媽媽和爸爸一樣，擁有工作的舞台與壓力。但傳統對於女性的期待卻還沒有調整，家務與教養分工仍然重度傾斜於女性。男性對於自己角色必須轉換、投入家庭事務分工角色的意識與能力都尚未覺醒，使得職業婦女必須面對比過往更兩難的處境。 

根據「二○○六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統計」，負責照顧家中有十二歲以下孩童、六十五歲以上老人，女性的比例為七成二，男性只有四成六。而台灣家有六歲以下小孩的婦女，每週工作超過四十五小時的比例高達三一％，是OECD國家的四倍。 

有孩子的職業婦女都面臨兩難：既想在工作上奮力一搏，又想多陪伴家中孩子。「心上總有一種矛盾，只要孩子出錯，就會自責，這工作究竟帶給我什麼好處？」曾經在竹科大企業工作、目前創業的五年級媽媽說。 

被擠壓的時間和心力 
今年才四十歲、卻已有三個青春期孩子的張佳鈴（化名），回頭看自己在工作、托育孩子兩頭燒的過程：「那時年輕，體力還可以，不過真的很辛苦。生了，就認了。看到同事不生，其實很替她開心。」懷念小時候「全家坐在餐桌前，在昏黃燈光下寫功課」，現在只能買外食回家一起吃。有時加班太晚，只能藉準備早餐、便當的時候，「跟孩子見面打個招呼就不錯了，」她形容。 

3.爸爸虛擬化：世界第一的高工時，打造了回不了家的缺席爸爸 

台灣在全球化產業分工體系下，追求高速經濟發展，用全球排行第一的超長工時，拚出世界級的競爭力。九○年代開始，兩岸通商中國崛起，台灣更是各行各業、全面性去搶灘。 

「世界各國都有人去中國工作，但沒有哪一個國家，全部上市兩千多家公司統統都有派人過去，」專做電纜的台一國際企劃部經理許文堂形容。 

在大陸的台資企業已經高達八萬多家。也就是說企業每派出一名台幹，就有一個家庭要犧牲。清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沈秀華的研究發現，不像外商企業外派都以家庭為單位考量，提供包括小孩教育、全家租房費用等優渥配套。台灣企業都以單身赴任為主，因為企業「沒有家庭概念，假設員工的家有人（就是裡面的女人）在照顧」，專門研究台商的沈秀華表示。 
三、四個月才能回家一趟的爸爸，在台灣家庭的日常生活中，成為一個透過電話、skype、MSN存在的「虛擬家長」。

有的家庭視訊二十四小時開著，隨時可以互相說說話；有的爸爸晚上固定時間透過電腦跟孩子講床頭故事。沈秀華還看過一個爸爸規定小孩，每天固定時間在客廳裡設定好電腦，他要透過視訊看著孩子寫功課。
錯過孩子成長、考驗自制力
即使在台灣工作，超長工時幾乎看不到小孩的爸爸也所在多有。從二○○三年台灣的工時以一年二二八二小時榮登世界第一後，近年雖稍有下降，但○七年仍以二二五六小時排行世界第五。超長工時和遷移到中國的企業生態，搶走了家庭中的爸爸。

爸爸，逐漸淡出成為家庭生活中的外圍者，只扮演「賺錢回家的人」的角色。

聚少離多家庭的夫妻關係，也面臨嚴峻考驗。隻身在中國的台商、台幹，工作時間長、生活寂寞、又沒有朋友家庭的約束，要拒絕「同儕壓力」喝花酒的應酬文化或誘惑，的確需要很大的自制力。

台一國際的許文堂，是週末一定要下廚做菜、愛家、愛孩子的好爸爸。他曾因考慮家庭而兩次放棄外派大陸的機會，深知外派員工的兩難。他現在也必須外派同事到中國，但他說，企業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讓員工回家充分商量；並告訴他「喝牛奶可以，但不可以養牛，一旦有固定感情對象，就立刻調回來，」許文堂眼鏡後的眼神是理解，也是無奈。
那是你「家」的事？
面對全球化、科技化的大浪，家庭的變化將是不可回溯的現實。「變，不見得不好。有些變是我們期待的，是進步，是趨勢，不要阻擋。譬如婦女的獨立、自主。但有些變帶來失落，是我們不樂見的，要找出原因與對策，但不可能回到過去，」台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副教授林如萍一針見血的點出。

當家庭的結構和組成已經大幅變化，但政府、企業、總體社會價值，卻還沒有跟上改變的速度。台灣當前的家變，不該是個別家庭要承擔的困難，而是整體社會都將會付出代價、必須集體看顧的「公共事務」。

世界各國都在用友善家庭的政策和措施，讓「照顧公共化」，用社區的力量減輕個別家庭的負擔。在近年來少數生育率逆勢上揚的法國，母親不但擁有七個月支薪的育嬰假、健保和電話諮詢；如果媽媽生病，政府還會派人到府幫忙做家事。五年前法國政府發表「幼童計畫白皮書」，每年訓練六萬名照護幼童的專業人員；兩歲開始就可進入完全免費的公立幼稚園；並協助中小型企業設立員工托兒所。法國執行家庭政策的經費約佔國內生產毛額的四‧七％，約八八○億歐元（約三兆台幣）。
除了實質的支援體系、托育輔助，政府更重要的責任，是改變價值觀。

「台灣的企業和社會，都假定家庭裡，一定有那個妻子在負擔照顧責任，不管她有沒有工作。所以你可以工作到那麼晚、加班到那麼晚，」台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觀察， 台灣的職場工作文化很不友善家庭，「我們文化裡也還把這種超時工作視為一種正面的、對企業的忠誠，」她說。很多廣告稱頌男人為企業賣命，以致忽略家庭、錯過孩子生日等，也令藍佩嘉「寒毛直立」。

「家的核心價值是感情，親密關係和親子關係都需要時間和空間。但政府有沒有給予家庭照顧比較多的資源？」台北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張菁芬看到，台灣的社會福利照顧到經濟弱勢家庭，但是更多中等收入的雙薪、單親家庭，處於「照顧灰色地帶」，也需要協助。「我今天賺的錢幾乎不夠全家用，但又進不到政府的服務門檻。若小孩或家庭成員有狀況，誰來排班？」她將心比心看到這一代父母被多重剝削的心力交瘁。

家變，影響你我的未來與發展
家庭的變化，已經不是「個人的責任」，而是時代的趨勢和集體的需求。影響所及的，是整個社會的未來與發展。

根據兒福聯盟二月針對全台五、六年級小學生所做的「家庭溫暖指數調查」，三成八的孩子（約二十一萬孩子）感受不到家庭溫暖。三分之一的爸媽每天晚上八點以後才下班，超過兩成的爸爸、一成的媽媽甚至九點以後才回來，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寥寥無幾。也因此，親子互動不佳，近半數的孩子每天和爸媽聊天的時間不到半小時，父母好不容易在家了，七成四卻最常一起看電視。

家變的衝擊，也直接影響到教育現場。關心社會弱勢孩子的監察委員沈美真，曾對全台灣中小學生做深入訪查和統計。發現導致孩子學習成就低落的原因，除去先天智力遲緩、情緒障礙等因素之外，「高達六成是家庭因素造成，包括家庭功能失常，例如父母吵吵鬧鬧、家暴，以及家庭資源不足等，」她說。
台北市某私立國小附設幼稚園的資深老師表示，這幾年很明顯觀察到學校內，許多父親在大陸工作的小孩，有明顯的情緒問題。因為這麼小的孩子需要穩定，但爸爸每一兩個月才回來一次，每次回來就會特別想要補償家人，打亂原本的生活步調。而且家中媽媽情緒不穩定，也會影響孩子。「我很多學生家中的skype都是二十四小時開著，家人和爸爸每天可以說說話。以為都有互動，以為科技可以解決距離的問題……但這怎麼比得上每天實際的接觸和相處？」她懷疑。

一位永和市高中補習班的負責人也驚訝的發現︰「以前會覺得父母離異是很少數，學生多半低調。但現在變了，學生會很不在意的說出：『我得問問我媽的男朋友。』」這位四十三歲還沒有孩子的女性主管，覺得最不忍心的是聽到學生得到法庭，為父母的離婚官司做證人。

政府、企業的政策當然不能保證婚姻美滿、家庭幸福，「但如果國家有比較好的社區托育制度，從托嬰到托老、長期照顧，都可以降低家庭的難度，」清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沈秀華說。甚至，「如果分開是很多人生命裡的常態，我們的企業和政府有沒有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？有沒有可能支持這種分開？」她更進一步去挑戰大家最不樂見的變化。
「家是最安全、愛你最深的地方……在你光榮時，為你喝采；在你羞愧時，抱你回家，總站在你的背後當靠山。家，是一個成功或失敗的大人（和小孩），最想回去的地方。」

幼教專家李坤珊在今年三月號《親子天下》的專欄撰寫了（種下信任、有趣與感謝的種子）一文，寫出一個理想的家的溫度。

籠罩在日本核能輻射陰霾下，更讓人感覺世界多變，一家人平安在一起，變得更為可貴。身為父母，我們無法向孩子保證一個無憂的未來。但我們可以承諾，給孩子一個任何時候都想回去的家。這個平凡的願望，需要個人的努力，也需要企業、社會、政府的支持。